距开幕倒计时7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线上开票15分钟，25万张电影票售出。抢票，仍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关键词。尽管观众迭代，电影产业面临剧变，市场放映环境不同以往，六月的上海，依然吸引各地影迷“为看电影赴一座城”，这是属于观众的电影节庆。
今年电影节迎来“加长版”展映，放映周期从6月12日持续到6月28日，6月20日金爵奖竞赛结果公布，而影展步履不停，获奖影片和热门参展影片将加场加映一周。展映周期长了，展映影片的可选项也丰富了。金爵奖5个单元的参赛片覆盖国家和地区达到33个，其中，约旦和沙特的作品首次入围亚洲新人奖单元，摩洛哥影片时隔27年再次入围主竞赛单元。展映单元的南美洲和非洲影片显著增长，甚至出现了伊拉克电影。
英国写实主义电影巨匠肯·洛奇在今年迎来90岁生日，上海国际电影节为他推出特别致敬单元，其中包括老先生在87岁高龄拍摄的《老橡树酒馆》。暮年老人仍以赤子之心关注身边的生活和远方的哭声，世界的风暴摇撼着普通人的房门，叙利亚难民被安置在凋敝的英国矿业小镇，顽固的原住民和外来者之间从带刺的试探中发展出笨拙却真诚的同理心。肯·洛奇的这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追求的理想之光：世界如此复杂，但是银幕亮起，不同的人们可以短暂地走进他人的世界，跨越地域、族群和文化地理解彼此的选择。
年轻人是电影的主人，世界的主人
年轻人是电影的主人，也是世界的主人，这份昂扬的“年轻力”是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精神底色。
巴西电影《她的时光机》，镜头对准了巴西贫穷村庄里的女孩们，这些小姑娘用角色扮演的游戏，憧憬未来成为奋斗的独立女性。影片的全部镜头和孩子的视线平齐，她们不是被观察的对象，她们用游戏的童言童语向周围的成年人、向拍摄者、也向观众提问。
新加坡青年导演陈思攸的《核》，用手持DV镜头代入16岁的叛逆少女周无法的视角，她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向学校的压抑氛围说“不”，向标准答案说“不”，她把中学生暗地的抱怨变成大胆行动，要打破从学校到新加坡社会大环境里那只“无形的水族箱”。
中国导演岗珍是来自拉萨的藏族姑娘，她的《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是两年前参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的完成片。藏族导演代际更替，岗珍是第一个在藏地题材电影里呈现拉萨的城市空间和藏族青年的城市生活。
德国新锐导演约沙·邦加德的第一部长片《网红宝贝我是谁》，把社交网络的是是非非糅进剧情片，十六岁的卢卡是有着四百万粉丝的“网红宝贝”，她从出生起被全家制造成社交媒体的盈利产品。随着父母新添孩子，卢卡看清了自己是被流量裹挟的“商品”，于是决心夺回属于自己的人生。影片把社交媒体时代的家庭伦理、成长困境以及流量背后的虚伪和虚无，尖锐地暴露在镜头前。
香港导演胡翠儿的第一部长片《妈样年华》，颠覆俗套的家庭叙事，想象中年主妇妈妈为了从生活中透口气，瞒着丈夫和儿子去跳钢管舞。这不是走向和解的温情小品，影片真正撕开的危机并不是“妈妈的秘密曝光，爸爸该怎么办”，而是延伸在这个故事之外——当不再年轻的女人想挣脱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这个世界能接受吗？
新西兰电影《噬草者》是五个年轻人用1.9万美元拍出的生动活泼的惊悚喜剧。片中四个好友在度假屋误食草药，因此发生一系列不可控的离奇事件，从头到尾笑点密集且紧凑。影片主创五人，一人导演，四人参演，影片预算众筹，拍摄场地来自父母支持，一个完全草根的班底拍出了打破喜剧和惊悚类型的新锐作品。
肯尼亚电影《蒙比公主的回忆》也是年轻人敢想敢做的超低成本独立制作。达米安·奥塞尔身兼导演、编剧、摄影、剪辑、配乐数职，他融合科幻和伪纪录，影片主线是某位未来世界的导演拍摄纪录片的创作过程，在元电影的框架里呈现一部并不存在的电影的幕后花絮。奥塞尔很有创造性地使用了AI技术，AI制造的片段成了视听中突兀的存在，导演带着批判的思维用AI技术反思AI电影——技术轻易生成一切的时候，恰恰是笨拙的、私人的“记录”更显珍贵。
从电影里看到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罗斯》《故土》等本年度柏林和戛纳影展的热门影片一票难求，这体现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片单的厚度，而展映选片所辐射的地域和文化的广度，同样可圈可点。
展映中的各竞赛单元评委代表作，是很容易被低估的“隐秘宝藏”。吉尔吉斯斯坦导演阿布德卡雷科夫去年以《黑黄红》获得金爵奖，他今年是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之一。这次展映单元的《吉尔吉斯少年行》是他的代表作，这也是吉尔吉斯斯坦在1991年以后首部独立完成的电影。导演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蓝本，让儿子出演，以黑白影像穿插彩色片段的方式，再现一个弃婴在偏远村庄长大、进入青春期后面对身份困境。
担任今年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的葡萄牙导演若昂·萨拉维扎，曾在三年内接连获得短片金棕榈和短片金熊，他的主要短片都将出现在展映中。《竞技场》是2009年戛纳影展最佳短片，以真实粗粝的影像还原里斯本底层街区的生态，少年之间的仇恨在烈日下发酵出失控的暴力。获得2012年柏林影展最佳短片的《拉菲尔》依然聚焦里斯本的底层，视听风格转向克制，捕捉被迫早熟的少年极度孤独的生存困境，他在警局大厅度过的一天里浓缩了三教九流的里斯本浮生。短片《骸骨高城》这个名字来自“黑人精神”运动的最重要作家塞泽尔的不朽诗篇《返乡笔记》。影片主角是生于里斯本贫民窟的说唱歌手卡尔隆，他在声名最盛时隐居于甘蔗田，导演找到他时，他顽固地拒绝合作、拒绝被看见，始终是画面角落虚焦的形象，导演用这次看起来失败的纪录来呈现一个毫不妥协地脱离社会规训系统的背影。
事实上，展映单元的大量电影尽管没有喧嚣的话题度，却能带观众看到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在去年戛纳影展获得金摄影机奖的《父影之下》，用16毫米胶片的粗颗粒画质把观众带回到1993年尼日利亚大选的街头。两个孩子和他们关系疏远的父亲在这漫长又不安的一天，穿越拥挤、炎热、骚动的拉各斯城，导演阿基诺拉·戴维斯的这部长片首作，极为成熟地从私人记忆回到历史现场，依恋和失望交织的亲子关系成为对时代氛围的隐喻。
同样在戛纳影展获得金摄影机奖的《总统的蛋糕》，是国际视野里久违的伊拉克电影。影片的全部演员是导演哈桑·哈迪在巴格达街头挑选的素人，电影再现了哈迪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在这个国家经历的非常时期，巴格达的总统画像多过街头的行人，总统的生日被设为节日，那天被选中的孩子要给他做蛋糕。这是用儿童题材表达的政治电影，它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幸存者证词，见证一个普通人借助电影、借助创作的力量从黑暗里走出来。
时间奔流，电影能做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是留住一些记忆。
德国电影《弗雷德里希大街站的英雄》是《再见列宁》导演沃尔夫冈·贝克的遗作。影片开拍前，导演已经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他仍然决定要拍摄这部作品：一个濒临破产的普通人，被媒体包装成历史事件中的英雄。这是一部带着东德记忆烙印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勇气和告别的电影，是导演的人生答卷，他在荒诞喜剧的谈笑间，不妥协地逼问此时此刻“平静生活”的人们，曾经在历史缝隙里喘息的普通人是被遗忘的人们吗？那些被时代裹挟的小人物究竟拥有怎样的悲喜？
阿根廷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以独特视听美学闻名，她的新片《我们的土地》剖析阿根廷原住民领袖哈维尔·乔科瓦尔遭白人地主枪杀一案。尽管是非虚构作品，影片保持了导演标志性的感官叙事与空间意识，在土地景观、人物声音和官方语言之间建立起紧张关系，档案影像、社区成员口述和法庭证词交替出现，揭开土地、权力与殖民历史彼此缠绕的深层结构。片名和影像呈现的“土地”不只是资源和产权对象，更是拉丁美洲伤痕累累的历史躯体。
越南电影《发纸水谣》用老式波莱克斯胶片摄影机拍摄，温润的画面显影长期与世隔绝的越南乡村少数民族鲁克族。这个民族到1959年才由政府安置在特定村落，此前他们居无定所地生活在山林岩洞里。这部民族志电影重点拍摄一位老人定居西贡以后，在晚年向后代传授濒临消亡的本族母语，从这段个人记忆里梳理一个少数民族的文脉。
丹麦传记纪录片《姐，上马》揭示了欧洲罕为人知的传统文化困境。影片主角卡迪娅·舒曼是欧洲知名马戏世家的传人，作为家族的继承人、接班人，她的一生奉献给传统马戏表演。但她的孩子和孙辈纷纷离开这个古老封闭的文化小世界，马戏在当代演艺市场也严重边缘化，陷入生存困境。影片用细腻的光影捕捉着马戏大篷里奇幻的表演时刻，也用长时间沉默的女主角特写，营造着唯美忧伤的氛围，这既是一个女人的个人选择和沉重的家族命运、文化传承之间的拉锯，也是一曲送给“昨日世界”的挽歌。
老片不老，经典电影永远年轻
上海国际电影节以致敬大师、4K修复、影史推荐等单元系统地整理重映大量老电影，老片不老，经典电影永远风华正茂，它们是展映单元的“压舱石”。
梦露主演《乱点鸳鸯谱》
在短剧、短视频铺天盖地的今天，上海国际电影节为什么敢放映一部时长417分钟的《铁路的白蔷薇》？阿贝尔·冈斯导演的这部作品是法国默片时代最有野心的电影，是类似世界电影史坐标原点般的存在，特写、叠映、快速剪辑、推摇运镜和心理蒙太奇这些塑造了整个20世纪剧情电影的技法和节奏法则都能在这部电影里看到。导演亲自编写的剧本借鉴了左拉的小说，结合世俗情节和文学典故，在家庭伦理剧的框架里展开情欲、嫉妒和道德禁忌的主题。尽管情节看似俗套，导演用极度前瞻的视觉语言，平行并置无理性的命运和飞驰的列车、失控的情感和狂飙的机械速度，多角恋的故事只是表象，它的内在是前现代的人性被现代性的巨轮碾碎的象征寓言。
今年是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诞辰120周年，重温他执导的《战火》《1951年的欧洲》和《印度》，这些电影组成20世纪电影最重要的篇章。罗西里尼重新定义了导演和真实的关系，《战火》在意大利战后的废墟和街头，用实景和非职业演员让电影挣脱封闭的叙事，在即兴流动的结构里捕捉芸芸众生的脆弱、孤独和尊严，镜头扫过普通人的脸，触到时代的体温。这是罗西里尼对电影约定俗成规则的拆解和重构，他改变了戏剧，改变了叙事，改变了语言，欧洲现代电影从此起步。
《1951年的欧洲》造就英格丽·褒曼空前绝后的表演，她的痛苦是收敛、内化的，观众从这个女人的个体哀伤里看到战后欧洲道德秩序的崩塌和信仰危机。《印度》从社会生活的秩序关联“古国”的精神面貌，现代电影语言开拓的民族志书写方式在今天仍被年轻导演们学习借鉴。
比利·怀尔德同样120岁了。这个波兰犹太人逃亡美国，在好莱坞拍出了最灵巧的喜剧片和最犀利的社会批判电影，《热情似火》和《桃色公寓》属于前者，《倒扣的王牌》是后一类。
柯克·道格拉斯在《倒扣的王牌》中创造了他职业高光的表演，演一个为独家新闻不择手段的记者。怀尔德批判的不仅是丧失行业伦理的记者，他愤怒地揭示吃人血馒头的机构和争相付钱“看杀头”的看客们环环相扣地形成一个全面崩坏的系统。201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把它列入国家影片名录，认定它具备文化、历史和美学三重价值。甚至在今天，这部1951年的黑色电影仍是挥向“流量经济”的一把利剑。
今年2月，纪录片大师怀斯曼以96岁高龄辞世，上海国际电影节在纪念单元极为难得地全面展映他早年的代表作。《提提卡失序记事》是他惊动世界的第一部长片，以手持摄影记录监狱医院里精神病患者处境，这是“直接电影”的开山之作。影片在纽约影展首映后被禁映长达25年，直到1992年恢复公映，并因此推动美国医疗机构改革，电影成为介入社会的行动。怀斯曼的第二部长片，继续以无旁白、无干预的手法，记录费城东北高中的家长座谈、课堂讨论、教务惩戒等日常，揭示美国现代教育机构运作中的权力结构，被公认是教育类纪录片难以超越的标杆。怀斯曼在1993年的夏天拍摄迈阿密动物园，从100小时素材里剪出130分钟的《动物园》，这部思考人和动物失衡关系的纪录片在公映后即被引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导演以纪实美学为基础的“新纪录片运动”。
这些距离现在数十年甚至超过百年的老电影，或是奠定了一个世纪的电影语言，或是引领后世美学，或是时间认可的不朽杰作，重温这些电影，既是看清电影的来时路，也让正在十字路口的电影业摸索到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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